作者手迹
我的家人，童年的病
一我不记得妈妈说过全家是哪一年去的天津，就知道到了天津以后妈妈才怀上了我，快到分娩时因店里人多杂乱，外祖父就在天津河东区穆庄子给妈妈暂租一间房，年阴历七月初二我就在这里出生了，取名叫玉珍，上学后学名叫惠华，是二哥给取的。民国时代的天津（网络图片）
我有四个哥哥、一个姐姐（抱来的），四哥比我大六岁，我和四哥之间有两个姐姐，但都死了，所以我这个女孩儿很受全家的宠爱，听妈妈说，在我一岁多的时候，只要爸爸一回家，就把我抱起来放在腿上，叫我的名字，我就知道答应一声，爸爸特别高兴，就连着叫我，我就一声声答应着，逗得爸妈咯咯地笑。有一次，大哥到穆庄子看我们，对我说：“跟我回店房去，给你买肉包子吃。”大哥又说：“可是要等明天再回来，行吗？”我马上摇摇头，大哥说：“你又想吃肉包子又想妈妈，那不行。”最后我还是决定吃肉包子。我姐在家排行老大，大排行老五（是和两个大伯的女孩子们排行），妈妈给她取名叫大五，所以我们都叫她大五姐。别看大五姐是抱人家的，可是比亲生的还疼爱，大五姐下边的四个弟弟，不论有什么大小事，都得听大五姐的。所以大五姐被爸妈娇惯得脾气大，甚至有些事爸妈都得听她的。可大五姐非常懂得节省，会过日子。听妈说，有一次做晚饭时，大五姐非得用带皮糠的玉米面（喂鸡吃的）做糊饼，妈妈说那面有皮糠糊不成个儿，可她非坚持要做，妈妈只好依她。等她做好糊饼用铲子一铲都碎了。就这样妈妈也不敢说什么，等爸爸从田里干活回来吃饭时，看见那碎糊饼，问是谁做的，妈妈说是大五做的，爸爸虽然脾气不好，可一听是闺女做的，也不敢说什么，还赶紧哄着说了一句：“我闺女做的到口酥真好吃。”大五姐长大了，不知是谁给提的亲，找的婆家是附近一个村的（叫七营），丈夫是日本翻译官，他的日语说得相当好。当时妈妈没有考虑到这是一桩门不当户不对的亲事，只想自己闺女嫁出去不挨饿就行了。婚后大五姐全家都搬到北京定居。后来大五姐得了干痨病（妇女病——不来月经），在我不满周岁的时候，妈妈抱着我去北京看她。听妈妈说，大五姐家的生活习惯和摆设都是日本式的，地毯上放一张长方桌子，周围放着几个铺摊，吃饭时跪在上面。大五姐的婆婆一天两遍酒。她很傲慢，看不起这个农村亲家。她吩咐大五姐买五角钱的猪肉汆丸子。大五姐做饭时心里很不高兴，一边剁肉嘴里一边嘟囔着：“五毛钱肉还要汆丸子，分明是看不起我妈妈！”于是剁完了肉一赌气，把肉渣子一下子都倒进了锅里。大五姐得的这种干痨病在当时是一种不治之症，吃了多少药也没治好，后来就死去了。大五姐死后，姐夫又娶了一个，我两岁的时候，他带续五姐到张辛庄来看妈妈，这以后就断了来往。到了文革期间，听乡亲们说，姐夫被揪出来并回到农村进行劳动改造。听说就在姐夫劳动改造期间，访华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还到农村看望过他。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给大五姐找婆家太草率了，爸妈没有文化，思想觉悟太低，也不懂得姐夫当日军翻译官，实际上是日本汉奸走狗。这门亲事根本就门不当户不对。幸亏大五姐死了，不然跟姐夫一生不但受气，而且在文革中还会受牵连。民国时代的天津（网络图片）
我和妈妈、三哥、四哥在穆庄子住了两年，因那里住的都是回族，好打架斗殴，尤其对汉族更是欺负。所以外祖父叫我们回客店住。从此妈妈的家务活就更重了，除了每天做九口人的饭以外（全家除了二哥在一家百货公司上班，另外还有两个店房伙计）,还要洗衣服、做活儿（过去的衣服都是自己做）。就在这时妈妈又怀上了我的妹妹——玉兰（学名惠敏）。过去天津的居民家家户户都用一个小煤球炉做饭，因我家人口多，用煤炉子做饭不够吃，所以在客店大门口内的墙角垒一个像农村用的大灶，买柴禾烧饭。我记得妈妈用玉米面沿着大铁锅边贴一大锅饼子，锅下边熬半锅菜，一顿饭就吃完了。就这样妈妈从早忙到晚，别人都睡觉了，她还得做针线活儿到深夜。过去没有日光灯，为了亮些，妈妈总是把灯泡拉得很低。妈妈是个要强的人，好干净，尽管我们兄弟姊妹多，不管是大衣服改小衣服，还是破衣服补补丁，一家大人孩子出去总是干干净净的。生活虽然艰苦，可是外祖父、外祖母和妈妈他们都有一颗正直善良的心。记得我三岁时的夏天，一个拉胶皮车的车夫又热又饿，一跤栽倒在我们客店门口儿，引来许多人围观，这时妈妈赶紧回屋端来一碗水，给车夫喝下去，过了一会儿，车夫能坐起来了，大伙一问，他说从早上到现在还没吃一口饭呢，妈妈又端来一碗剩粥和两个玉米面窝头给他吃，车夫对妈妈表示千恩万谢，说我这辈子也忘不了您的好处，妈妈说：“出门在外谁没有个难处，都是穷苦人，谁遇见了都会帮一把的。”
民国时代的天津（网络图片）
还记得有一个乞丐，常到我们客店来要饭，整个北开差不多都认识她，她姓关，所以大伙都叫她关大姑。看上去她有五十多岁，实际上只有四十多岁，因过去妇女都梳着发髻，裹着小脚，所以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她既没有老伴儿也没有儿女。在旧社会，女人没有经济收入只能靠讨饭维持生活，她是个可怜的女人。关大姑每次到我家讨饭，妈妈总是尽量不让她失望而去，最少也得给她点儿剩菜什么的。她的脚和妈妈的脚大小差不多，身材也差不多，所以妈妈穿剩下的鞋和旧衣服都留着给她。二听妈妈说，我小时候总爱得病。在我不满周岁的时候，我的脖子右前部长了一个大肉瘤，它随着人长，当长到拳头大小的时候，我的头只能歪向左边，这可急坏了妈妈。在旧社会，穷人根本看不起病。妈妈实在没法了，眼看着瘤子越长越大，以为瘤子长成熟了，就找邻居开理发店的老板娘，用剃头刀将瘤子割开了一个口子，疼得我大哭，妈妈也吓呆了，原来瘤子没有长熟，流出的不是脓而是血，赶紧用布包好。过了些天，又找老板娘把瘤子割开，这回瘤子真的长熟了，把脓水挤干净，用布包好。说来也怪，没用消炎药，也没打针，伤口竟慢慢地愈合了，这是我一生第一次战胜病魔。为此我认老板娘干妈。我三岁的时候又患上了中耳炎，这一次我可记得清清楚楚的。妈妈带我到后道，有一个私人摆摊儿的专治耳炎，这个医生在路边上放着一个大八仙桌，桌子上铺一块白桌布，桌上放着一个大玻璃瓶子，里边放着半瓶子土，土上面爬着大大小小的蝎子。只见他拿着镊子夹出一只大蝎子，放在手上，蝎子在他的手指缝里蛰来蛰去，可他却一点也不怕疼，他的手指缝和手指肚的皮肤都发黑色了，这也许是常被蝎子蜇的缘故吧。他一边耍弄着蝎子一边招揽着顾客。看妈妈和我走过来，问清病情，于是就把一个带反光镜的圆圈套在头上，检查了我的耳朵，然后让我枕在桌上一个中间带圆洞的小白枕头上，患病的那只耳朵朝上，接着他拿了一瓶儿药水往我的耳朵里倒，这时我就觉得耳朵里好像开了锅似的往外冒泡沫，过了一会儿，他把我的耳朵用药棉擦净，又给了一包药面，告诉妈妈回去用绿豆芽菜沾上药面往耳朵里放，等豆芽菜发热了再换一根，一天三次。回家后，妈妈按医生的话给我上药，没多久我的耳朵就好了。这是我第二次战胜病魔。后来有一天，全家人围着桌子吃饭，我用手去抓盘子里的菜，这时妈妈厉声训斥我，我被吓坏了，一边哭一边吃饭。过后，我的眼睛慢慢地长了一层白蒙，视力模糊，没过多久，白蒙越来越厚，黑眼球都被遮住了。因为看不见东西，我总是哭闹。这时爸妈也慌了，医院看病。医生开了西药（眼药水），还吃了不少药，但一点也不见好。民国时代的天津（网络图片）
在北开这个地方，除了几家开客店的，还有几家妓院。有一位盲人老头经常在这里走街串巷，既算命又看病，他还能给妓女治花柳病。真是“有病乱投医”，妈妈想起了这位盲人，这老人姓墨，人们叫他墨先生。于是，妈妈就把他请到我家。他给我号了号脉，认为我肚里因存食而得了眼病，说我吃东西时受了惊吓，哭着吃饭就造成存食，火气攻到了眼睛上。于是他开了一剂药方，妈妈每天给我煎药，我便每天早晨和晚上各喝半茶碗中药。每次喝完药，妈妈总是给我一块糖吃。每次喝药，妈妈都说：“喝了药眼就好了。”我很理解妈妈的话，因为我深深体会到看不清东西的痛苦。所以每次都不用妈妈费多少话，就乖乖地端起药碗一口气喝完。就这样吃了三、四服中药后奇迹出现了，双眼的白蒙慢慢地退下去了，我视物也清楚了，爸妈很高兴。可是他们没有医学知识，认为用肉眼看不见白蒙病就好了，又因家里困难，没钱买药，因此就没再吃药，没想到眼底还有病变。后来因视力不好，造成我终身高度近视，到了五十岁那年，由于高度近视而产生一系列的病变。当时爸妈以为孩子的眼睛好了，为了感谢大夫，他们抱着我，带上礼物去大夫家道谢。为了节省点儿车费，就步行到丁字沽。我还记得那是一个夏天，我没走多远就闹累了，妈妈是小脚，爸爸只好背着我走。他身体不好，患有肺结核病，没背多长时间就累得直喘，对我说：“你真要把我累死了！”好不容易到了大夫家。他住在一个大杂院的一间又黑又脏的小屋里。老伴也是一个盲人。屋里靠墙放着一张破旧的八仙桌，墙上供着一张佛像，炕上除了两床破被子好像什么都没有。爸妈跟大夫说了一些感谢的话，在佛像前烧了一柱香，又待了一会儿，就回家了。这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也是我第三次战胜病魔。燕欣生感谢分享，转发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