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说：清末民初，列强环伺，传统的“武举”已经不能培养出适应近代战争的将才，迫于内忧外患的现实需求，水师、陆师、医校等新式的军事院校纷纷组建。文章立足扎实的史料，梳理并分析了这些新式学校在培养军事人才以外，在传播现代科学文明、启迪新思想、开民气之先等非军事领域方面的极大贡献和影响。
王彬彬，年生，安徽望江人，现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出版有《在功利与唯美之间》《为批评正名》《文坛三户：金庸·王朔·余秋雨》等著作多种。在本刊开设过“文坛旧事”“非虚构文本”等专栏，现正开设“栏杆拍遍”专栏。
清末民初军事学校
的科学文化意义
文/王彬彬
清朝末年兴办的新式学校，其时一律称“学堂”。民国成立后，则把“学堂”都改称为“学校”。（1）清末办起的各类军事学校，当初也都称“学堂”，民国后也改称“学校”。这篇文章的题目也可以叫作《清末民初军事学校的非军事意义》，当然，题目中的“学校”是一种泛称。
年中英之间爆发了鸦片战争，偌大的中华帝国被这小小的“英夷”打得惨不忍睹。这不是两个国家在作战，这是两个时代在碰撞。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便开始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这转型，当然不是方方面面齐头并进的。有的方面转型得早些，有的方面转型得晚些；有的方面转型进行得比较顺利些，有的方面转型则进行得异常艰难。有的方面转型，其过程是一波三折，总是转转停停，甚至总是转过去多少，又转回来多少，甚而至于转过去一寸，转回来却有寸半。有的方面呢，看起来在转个不停，其实一直在空转。
鸦片战争后，最先开始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应该是军事方面。此后转型得最为顺利的，也应该是军事方面。这其实不难理解。军事，与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与传统的伦常名教，关系相对疏松些。再说，已经被别人用现代军事手段打得嗷嗷直叫，也实在没有理由要抱着传统的刀枪棍棒不放而拒绝那现代化的坚船利炮。在军事转型的过程中，不是说完全没有阻力，只是比起其他领域来，军事转型遭遇的障碍要小得多。
军事转型，其实首先意味着军事教育的转型。军事现代化，首先意味着军事教育的现代化。开办军事学校培养军事人才，是现代军事教育的基本方式。本来，军事方面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鸦片战争后即可开始。但鸦片战争后不久，又爆发了洪秀全、杨秀清领导的太平军与国家之间的战争。巨大的内乱，使得任何建设性的事业都难以进行。内乱平息后，19世纪60年代，便开始军事方面的现代化进程，而军事教育的现代化也同时开始了。以培养掌握西洋军事技术为目的的军事学堂，在19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此后越来越多。在清末，从中央到地方，创办了许多军事学堂。进入民国后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军事学校办得更多了。
军事学校的办学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学习西方现代军事技术。所以，军事学校，只要具备条件，都要聘请西方军事专家任教。要掌握西方的军事技术，要能够接受西方教习的教育，掌握西方语言是必须的。因此，从清末到民国，稍稍正规一点的军事学校，外语（通常是英语、法语、德语）是所有学生的必修课，并且总是聘请外籍教师任教。要掌握现代军事技术，要懂得现代武器的性能，要能够操使坚船利炮，现代科学知识也是必须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的。这样，数学、物理、天文等科目，通常也是军事学校的“通识课”。军事学校，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培养作战人员的，以纯军事性的教育为主。另一类，则是培养为作战服务的人才，例如医药、通讯、测绘等技术性人才是现代部队不可或缺的，这些技术性人才也需要甚至更需要建立专门性的学校培养。所以，从清末到民国初年，从中央到地方，都建立了许多军校性质的技术性学校。医药、通讯、测绘等方面的知识，本身就是现代科学的组成部分；这些学校毕业的学生，本身就是科学技术人员。所以，从清末到民初，各种各样军事学校的学生，其实是中国一种特别的在认真学习外语和现代科学知识的群体。如果考虑到其时社会上学习外语和现代科学知识还是极其罕有或并不多见之事，那这一事实就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从清代到民国，数十年间，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类军事学校，培养了为数可观的在一定程度上懂得一种甚至几种西方语言和在不同程度上了解、掌握了现代科学知识的人才。这些人并非全都进入了部队；即便一毕业便进入军中者，也并非全都长期在军中服务。军阀混战中，死亡率其实是很低的。所以，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或早或晚会离开军队而到地方上谋生。这些陆续进入地方工作的军事学校出身的人，无疑对社会产生着某种程度的良性影响。他们懂得西方语言，他们懂得现代科学知识，他们散布在社会的各个角落，无疑有意无意间起着带动整个社会科学文化水平进步的作用。
清末民初的军事学校非军事性的科学文化意义，还体现在培养了一些思想文化领域的重要人物。严复出身于中国最早的军事学堂，鲁迅、周作人出身于较晚些的军事学堂。若非青少年时期进入了军事学堂，学习外语，掌握现代科学知识并切身体验现代科学，严复决不会成为后来那样的思想文化方面的碑石般的人物，而鲁迅也不可能以现在这样的形象屹立在思想文化史上。出身军事学校而成为思想文化界从业人员者，应该不是少数，虽然他们没有严复、鲁迅、周作人那样的成就与名望，但也各各在自己的职位上为思想文化事业做着哪怕是微薄的贡献。出身于清末军事学堂而成为大名人者，还有杰出的教育家张伯苓。也许还可算上章士钊。严复算是鲁迅的前辈知识分子，章士钊与鲁迅同龄，在鲁迅从江南陆师学堂毕业赴日本留学的那一年，章士钊考入了江南陆师学堂，这两个对头其实本有着校友之谊。
一
一些研究中国军事教育史的著作，往往强调中国从有历史记载开始，便是军事教育十分发达的国家。秦代以前，中国的军事教育可能算得上发达，东汉以后，情形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与古代周边的少数民族比较，如果与近代杀来的西方列强比较，应该认为，中国东汉以后的“兵文化”是并不那么发达的。这是雷海宗的看法。雷海宗在其学术名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中指出，先秦时期发达的“兵文化”东汉以后就衰落了，因此，东汉以后的中国文化是“无兵的文化”。雷海宗说：“二千年来中国总是一部或全部受外族统治，或苟且自主而须忍受深厚的外侮；完全自立又能抵抗外族甚至能克服外族乃是极少见的例外。这种长期积弱局面的原因或者很复杂，但最少由外表看来，东汉以下永未解决的兵的问题是主要的原因。人类历史上的政治集团，无论大小，不为刀俎，必为鱼肉；若要两种都不作，是办不到的事。东汉以下的中国不能作刀俎，当然也不愿作鱼肉；但实际大半的时候总是任人宰割。”（2）又说，秦代以前的历史，是“动的历史”，历代政治社会有制度意义上的变化更革，而秦代以后的历史，是“静的历史”，只有一治一乱的循环，而没有本质性的变化。而“这样一个完全消极的文化，主要的特征就是没有真正的兵，也就是说没有国民，也就是说没有政治生活。为简单起见，我们可以称它为‘无兵的文化’。无兵的文化，轮回起伏，有一定的法则”。（3）
东汉以后的文化虽然是“无兵的文化”，但广义上的军事教育当然也不会没有。不同时代军事教育的方式也有差异。选拔和培养军队指挥官，是军事教育的核心问题。古代的武举制度，长期是选拔将帅的方式。武举制度草创于隋，成熟于唐时。史全生主编的《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史》中说，武举制度的创立和实施，在全社会催生和强化了习武之风。既然练得一身好武艺便可能通过“科举”考试而为将做帅，那民间便自然不乏试图通过此种途径获得富贵者。要学武艺、练武功，总得找师傅。于是懂一点武艺、会一点武功的人，便会开馆授徒。民间的那些武馆，也算是一种军事教育机构吧。宋代以前，军事教育都在武馆这类民间机构进行。到了宋代天圣年间，则在民间教育的基础上，建立了官方“武学”。宋代天圣八年（年），宋仁宗创设官方武馆，通过考试招收学员，考试既有武艺科目，也有文化科目。这算是中国最早的官办军事教育机构。宋仁宗创设的这个公立军事学校带有试验性质，没有维持多久便停办。但宋神宗熙宁五年（年）以后，官办武馆的运行正常化。官办武馆每期招收学员名，由朝廷选派精通兵学的官员授课。授课内容包括历代各家兵法、历代名将事迹、史上著名战例以及骑射武艺等。学制三年。三年期满，朝廷组织毕业考试，合格者授以官职，不合格者继续在校学习，直到合格为止。北宋中后期，武学制度进一步完善，不仅中央一级设立了武学，地方州县也设立了官办武学；朝廷要求各地负责武学教育的官员每月对武学学员进行考试，称作“私试”。国家还每年派员到各地武学进行一次大考，称作“公试”。在宋代，于学校式的军事教育之外，还在军队中设立各种教授武艺的职位，例如有“教头”“都教头”“训练官”“巡教使臣”“指使”等。（4）小说《水浒传》中的林冲，便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
郭廷以在《近代中国史纲》中说，魏源可能是鸦片战争后“第一位体会到时代已开始在变与西方影响之大的中国学者”。魏氏于年1月便编纂了介绍世界情形的《海国图志》。虽然在今天看来，魏源在《海国图志》中的言论有些未免肤浅迂阔，但其“师夷长技以制夷”之论，“则不可厚非”。而“他所指的长技，首为船炮，应自设厂局，延用法、美之人，制造教演。武试中增水师一科，有能造西洋炮舰、火器者，作为科甲出身。”（5）魏源所谓的“师夷长技”，其实就是提出了军事现代化的问题。魏源强调了要自己建造能够制造船炮等现代化的武器的“厂局”，聘请法国和美国的专家，指导中国人制造和使用这些武器。而之所以强调聘请法、美专家而不提英国人，当然是因为刚刚被英国打败。魏源及时提出了军事教育的问题。当然，此时的魏源，还没有想到彻底废除武举、武学一类传统的军事教育方式，代之以西方现代的军校教育。即便想到了，也不敢说出来。此时的魏源、林则徐等少数对西方比较了解的知识分子，想到的肯定比说出的多得多——更有说出的并非真实想法的情形。但魏源建议在传统的武试中增加水师考核的科目。至于水师考核，并非专指操船驾舰，西洋炮舰、火器的制造，也是考核内容，换言之，能够制造现代炮舰、火器的工程技术人员，也可参加武试并获得“功名”。
传统的武试内容，无非是弓矢刀枪一类冷兵器的使用。魏源极力强调水师，强调西洋现代化的炮舰、火器的重要，原因很好理解。传统中国的外患，都来自西北边。外寇从草原来，从沙漠来，从戈壁来，总之是从陆上来。而在鸦片战争中把中国打得鼻青脸肿的“英夷”，则从海上来。此后，不发展水师，不足以言抵御外寇。如果说，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首先是从军事领域开始，那在军事领域，又首先是从水师（海军）开始的。军事现代化的核心，是军事教育的现代化。军事教育的现代化，自然也是从海军开始。史全生主编的《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史》便指出，19世纪60年代，中国的军事教育开始了近代化转型，而“中国近代新式军事教育首先是从新式海军教育开始的”。（6）
本来，魏源年初便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问题。但很快爆发了洪秀全、杨秀清领导的太平军与国家之间的战争。巨大的内乱，使得“师夷长技”也难以进行。内乱平息后，“师夷长技”的问题才又一次提上议事日程。各级官员一致强调建设新式海军的重要。内乱平息后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强调仅靠租船买舰建设新式海军，非长久之计；只有自己能够建造现代化的船舰，海军才算有了根基。这其实是在重复其乡贤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发表的观点。年6月25日，左宗棠又一次奏请朝廷批准其在福州马尾建立制造和修理船舶的工厂。7月14日，朝廷批准了左宗棠的请求，左宗棠立即在福州闽江口马尾山下购地建厂，聘请法国技术人员日意格和德克碑分任船舶修造厂正副监督。如此决定之后，两名法国专家遂受命前往法国购置机器和相关设备，物色技术人员。两名法国专家在修造厂日后的运营中也担负管理工作。这便是中国自己创办的第一家近代化的船舶制造和修理工厂，当时称作福州船政局，又被称作马尾船政局或闽局。现代化的舰船制造出来，当然是供海军作战之用。然而，驾驶这现代化的舰船，使用舰船上的武器，以及维护修理舰船上的机器，都并非传统的水兵能够胜任，必须接受专业性的教育，才能成为运用这舰船、武器的海军官兵。这就把创办现代化的海军教育这一问题摆在了左宗棠这样的仁人志士面前。左宗棠在筹划建造船舶修造厂的同时，又决定创办一所现代化的海军学校，附设于船舶修造厂内。附设于福州船政局内的海军学校，名为福州船政学堂。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所海军技术学校。（7）
↑福州船政后学堂
年夏，福州船政局和福州船政学堂开始筹建，而左宗棠却调任陕甘总督。其时任江西巡抚的沈葆桢正在家乡侯官（属今福州市）“丁忧”。左宗棠向朝廷力荐沈葆桢任船政大臣，是希望船政局和船政学堂的创建，能由沈葆桢这个能臣全面负责。船政局和船政学堂的建设，年12月才正式开始，但船政学堂却于年冬即开始招收第一届学生，暂借福州城内白塔寺、神光寺、定光寺等几处寺庙作校舍。学生入学后，首先学习英文。船政学堂分为前学堂和后学堂。前学堂又称制造学堂，主要学习造船技术。前学堂主要聘请法国人任教习，因为当时法国的造船业较为发达。前学堂的学生必须同时学习法文。后学堂又称驾驶学堂，学生主要学习驾驶舰船技术。当时英国的海军称霸世界，所以聘请的教习多是英国人，学生当然必须学习英文，所以又称“英国学堂”。两年后，后学堂又设立管轮专业，培养专门操使和维修船上机器的人才。所以，“后学堂实际上是一所海军军官学校”。再后来，船政学堂又增设了学习画船图和学习画机器图的两处画馆。最终，福州船政学堂扩建为六部分，最初每届招生60人；到年时，每届招生人，“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所专门培养海军军事技术人才的学校，它的建立不仅标志着中国近代海军军事教育的兴起，也标志着中国近代军事教育的兴起”。（8）
实际上，福州船政学堂也应该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化的军事学校，是后来各种各样军事学校的始祖。所以，福州船政学堂的建立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史全生主编的《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史》在论述福州船政学堂的“新教育体制”时，说船政学堂的课程设置，既不同于传统的官学或书院，也异于洋务运动早期建立的京师同文馆，“而比较接近于近代科技教育的要求”。传统的书院教育只是经史教育，即便是早期的京师同文馆，也将经史教育置于最重要的地位：
而福州船政学堂则比较重视外语和自然科学，所开课程除经史之外，更多的则是外语、算术、几何、平面三角、解析几何、微积分、物理、力学、机械图说、航海理论、航海天文学等等。这些课程又分为公共必修课和专业课两类，公共必修课是全体学生都必须学习的，如外语和算术、几何等自然科学的基础课程；专业课则根据不同专业特点而开设的，如驾驶专业学生主要学习平面三角、航海天文学、航海理论、地理等，制造专业主要学习解析几何、微积分、物理、力学、机械图说等。练船学生主要学习航海技术、炮术、指挥等海军应用学科。年，船政局“将水师将弁应读之书，应学之技，增购洋籍，加足课程，务令日扩新知，勿狃故步”。而且，船政学堂所开的这些课程大都是中国首次列入学校教学内容，可谓是开中国近代科技教育的先河。（9）
“开中国近代科技教育的先河”，这句话很值得留意。在中国，现代科学技术方面的课程，首先是在军事学校开设的。仅此一点，说军事学校起了非军事性的科学文化作用，就不算离谱。
此前几年开设的京师同文馆已经聘请外籍教师。福州船政学堂把这一做法发扬光大。史全生主编的《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史》中说，从年至年，共聘请外籍专职教习9人。这一做法后来几乎为所有稍稍正规的军事学校仿效。外国语言，现代科学技术，由外国教师讲授，对于中国学生了解现代科学文化、感受西方文明，自然是很有利的。
福州船政学堂年冬招收的60名学生中，有一个名叫严宗光的少年，他就是后来成为近代思想文化史上重要人物的严复，后面还要说到他。
↑《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史》（史全生主编，
东南大学出版社年10月版）书影
二
前面说过，如果说军事领域是最早开始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方面，那在军事领域内，海军方面又最先开始了这种转型。福州船政学堂的创立，带动了江边海岸各省水师学堂的建办，中国近代海军教育也因此得到较早较快的发展。（10）
紧步福州船政学堂而出现的军事学校，是天津水师学堂。年，两江总督沈葆桢和直隶总督李鸿章受命分别组建南洋海军和北洋海军。一开始，李鸿章只负责组建北洋海军事务，后来沈葆桢辞世，全部海军的筹建都归李鸿章负责。组建海军，当然要向西洋购买军舰。而买来了军舰，必须有懂得驾驶、维修等人员。开始阶段，李鸿章需要海军军事人才，都是从福州船政局调遣。总是从福州往天津调人，究非长久之计。既然闽省可以创办培养海军技术人才的船政学堂，直隶为何不能？李鸿章于是决定在天津建立海军学堂。年，李鸿章奏请建立天津水师学堂并得到批准。李鸿章又奏请朝廷派曾任福州船政大臣的吴赞诚任天津水师学堂总办。吴赞诚于是勘定校址，鸠工庀材，开始了校舍的兴建。稍后，吴赞诚因为身体原因，辞职回籍。李鸿章又奏保曾任福州船政局提调的吴仲翔继任总办。严复于年从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赴英国留学，年从英国格林尼次海军大学毕业回国。李鸿章于是聘请这位第一代海军人才任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李鸿章创建天津水师学堂，承袭的是福州船政学堂的办学理念，更借重了福州船政学堂培养的人才。年8月，天津水师学堂建成并招生，开设驾驶、管轮两个专业。天津水师学堂在规章制度、课程设置上，相当程度上仿效了福州船政学堂。开设的主要课程有英国语言文字、地舆图说、几何、代数、平弧三角、天象测量、经纬、驾驶、化学等。（11）
↑天津水师学堂学员炮法操练
在天津水师学堂之后，各地相继创办了多所水师学堂。广东创办的称广东水陆师学堂，把海军和陆军教育放在同一所学堂进行。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在山东威海刘公岛创办了威海水师学堂。在北京，则出现了昆明湖水师学堂。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始创于年的江南水师学堂，地址在南京仪凤门内花家桥。（12）年5月27日，绍兴青年周樟寿跋涉到了南京，住在叔祖周椒生处，准备报考江南水师学堂。叔祖认为本族子弟进军事学堂吃军粮有辱门楣，不宜用本名，遂为这侄孙改名周树人。周树人顺利考入了江南水师学堂，分在管轮专业。后来，这周树人变成了“鲁迅”。年9月11日，绍兴青年周櫆寿跋涉到了南京，住在叔祖周椒生家，准备报考江南水师学堂。叔祖认为本族子弟进军事学堂吃军粮有辱门楣，不宜用本名，遂为这侄孙改名周作人。周作人顺利考入了江南水师学堂，后来也成为中国新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关于周氏兄弟，下面还要说说。
这里要特意说说清末民初的军事医学学校对西医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所起的作用。在那个时候，军医是军队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组成部分。官兵们日常患病，需要有医药方面的服务。更重要的是，一打仗，便会有伤兵，而伤兵的救治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伤兵救治，主要是外科方面的事情，外科手术一类医疗手段，是西医中最具有西方色彩的部分，也是西医中最难为中国人接受的方面。对于现代战争中的伤兵，西方式的外科手术的作用，当然是传统中医无法相提并论的。组建海军，编练新式陆军，无非是为了打仗。打仗便有伤员。有伤员就必须救治。而救治伤员，西方式的外科手术远比服中药有效得多。既如此，培养西医人才，就是军队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事情。史全生主编的《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史》中说，李鸿章于年在天津创办了水师学堂后，拉紧着，又于年创办了天津西医学堂，又称北洋医学学堂。这是一所为北洋海军服务的医学学堂，所以实际上是一所海军军事医学学校。（13）
史全生主编的《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史》说，天津西医学堂“第一批学生均为从美国撤回的未毕业的留美学生”（14）。这句话需要做点解释。所谓“未毕业的留美学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留美幼童”。此事与那个叫容闳的奇特人物有关。据《容闳自传》，容闳是广东香山人，年出生，因为某种机缘，年随从华归国的传教士一起到达美国，进入耶鲁大学学习。严格说来，容闳是最早的中国留美学生。年，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回到中国。回国后，容闳以极大的热情和毅力，促使清廷有计划地派遣中国幼童赴美留学。容闳结识了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等能够直接上书朝廷、提出建议的人。容闳一次又一次地求见他们，向他们提出自己的设想。关于教育方面，容闳的想法是：政府应该有计划地派遣颖秀青年到国外留学，接受完善的海外教育，学成后定能更好地为国家服务。具体做法，则是先选派名学生作为一次试验。这名学生，年龄应在12岁至14岁，也就是幼童了。因为容闳看法是，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到了美国留学，最能真正领会美国的精神，最能真正掌握美国文化的精髓。这样的想法毫无疑问是十分合乎情理的。名幼童，分四年派送，每年派送30名。这些幼童在美国学习十五年后回国。如果这几届学生回国后的表现证明此项事业是成功的，那此后便可作为永久定例。当然，还要派遣中文教师同行，以便这些孩子在美国也能够同时学习中文。朝廷还可派两名官员前往，对这些学生负监督管理之责。（15）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等人终于认可了容闳的计划，并奏请朝廷。朝廷批准了这一计划，于是开始实行。年夏，第一批30名中国幼童赴美，其中有后来成为“中国铁路之父”“中国近代工程之父”的詹天佑。从至，共派遣了四批。容闳在自传中说，后来，派往美国负责监督管理这些孩子的官员，不停地向清廷报告，说这些孩子在美国学坏了，完全不成体统了，请求朝廷将他们悉数召回国，废止这项计划。这样的报告，总是能奏效的。虽然李鸿章对撤回这些学生心甚不甘，虽然李鸿章个人地位显赫，也仍然没有阻止朝廷做出撤回留美学生的决定。年，这些留美学生全部终止学业回到国内。此时，第一批赴美的学生如詹天佑，已经在美国生活学习九年了。这些撤回的学生，经李鸿章奏准，20人受命到天津电报局学传电报，23名到福州船政局、上海机器局任职，其余则“分拨天津水师、机器、鱼雷、水雷、电报、医馆等处学习当差”（16）。这些中途撤回的学生，后来许多人成为科学技术界、政治、外交、经济、军事领域的重要甚至杰出人物。李鸿章于年在天津创办西医学堂，正好此时留美学生撤回国内，于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便成为天津西医学堂的第一届学生。最后一批赴美幼童，此时也已经在美国生活学习五六年了。现在回国进入西医学堂学习，其实真是合适不过。
史全生主编的《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史》说，天津西医学堂聘请英国伦敦传教会派赴天津的传教医生麦曾赞和英美驻天津海军中的外科医生任教习，办学经费则由军费中支出。该学堂前两届毕业生都到军队中以医官身份服役。年，伦敦教会干脆收购了天津西医学堂。这样，天津西医学堂便由一所军事学堂变成地方性的西医学校，也就更能发挥西医在中国社会的普及作用。天津西医学堂被伦敦教会收购后，毕业生便不能为军队服务。李鸿章于是又发动当地商人捐款，创办医院，医院，主要为当地驻军服务。总医院内附设西医学堂，西医学堂的毕业生分派各军舰任医官。（17）李鸿章在奏章中曾指出：
西洋各国行军，以医官为最重要，而救治伤科，直起沉痼，西医尤独擅专长。（18）
中西医之争，常常是理念之争。而军队伤员的救治，不是一个理念问题，是一个血淋淋的现实问题。西医的外科手术能够迅速解决中医束手无策的伤病。既然西医在救死扶伤方面“独擅专长”，那理念的争执便没有意义。李鸿章办西医学堂，本是以救治部队伤病员为最初目的，但不可能不对西医，尤其是西医外科在中国社会的接受和普及起到促进作用。
李鸿章之后，袁世凯也十分重视军事学校的创设。可能由于时代的发展使得袁世凯主观上更为重视军事学校的作用，也因为客观上条件更充分，在袁世凯执掌军政大权的时期，军事学校在数量上和办学规模上都有长足发展。军医学校也受到高度重视。年，袁世凯在天津创办了军医学堂。李鸿章创办的军医学堂，以为海军培养医务人员为目的；袁世凯创办的这所军医学堂，目的则是为陆军培养医务人员。同一年，袁世凯还在直隶省城保定创办了马医学堂。马医学堂以为陆军培养兽医人才和部队中军马卫生管理人才为目标，专业技术性当然很强。进入民国后，北京政府接管该校，改组后更名为陆军兽医学校。（19）年这一年，保定之外，在武汉、江宁、成都、广州等地都有新的军医学堂出现，共新增了五六所军医学堂。（20）民国建政后，北京政府一方面接管了清末创办的各种军事学堂，另一方面又新办了不少军事学校。其中，袁世凯于年创办的军医学堂，于年由清政府收归中央陆军部管辖，更名为陆军军医学堂。民国成立后，北京政府接管该校，更名为陆军军医学校。课程设置上，原有的一些主要专业继续保留，如“医学专业的解剖学、组织学、胚胎学、病理学、病理解剖学、内科学、外科学、皮肤病、花柳病、耳鼻咽喉科、眼科、药剂专业的矿务学、药用植物学、生药学、分析学、药局方、药品鉴定、调剂学、制药化学、细菌学等”，医学专业又新增了“精神病、细菌实习、妇科、产科、小儿科”等。（21）
我特别留意从清末的陆军军医学堂到民国的陆军军医学校开设的“解剖学”“病理解剖学”课程。因为在西医来华过程中，外科，尤其是解剖学是受到最强烈抵制的部分。苏精的《西医来华十记》研究的是西医怎样进入中国以及如何被中国人接受的过程。全书由十篇系列论文组成。第二篇《医药与传教——伯驾与新加坡华人》叙说的是美国来华进行医药传教的伯驾在新加坡的工作经历。伯驾于年到中国，是最早将西方近代医学引介到中国者之一。年底，伯驾从广州到新加坡，在新加坡华人中从事医药传教活动。苏精说：
伯驾在日志中记载华人对于西方医学的初步反应，很少有人会拒绝内服药物，但他们却相当恐惧较为陌生的外科手术，连简单的抽血也视为非常严重的事。一名眼睛长翼状肉的病人，在伯驾为他动手术前两度吓得昏厥过去，有些病人则担忧拔牙后如何能够止血，至于害怕在眼前晃动的钳子和手术刀更是常见。（22）
内服药物，华人接受起来自然容易些，这与内服中药没有太大的区别，反正中药中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都有，比起有些中药来，西药并不算特别奇怪的东西。但外科手术却是华人十分陌生的，对锋利的手术刀满怀恐惧，原在情理之中。而从清末到民初的军事医学学校，以培养救治战场伤员为基本办学目的，外科自然是重要教学科目，这对于在全社会推广西方近代外科医学，肯定有积极意义。苏精在《上海第一位中国人西医黄春甫》中说西方近代医学在中国遭遇到最大抵抗的，是解剖学。西医学院不能不开设人体解剖学，而讲解人体解剖必须有解剖实践。弄一具人的尸体放在那里，让学生用刀子一刀一刀地剖开，这是那时的中国人万难接受的。薛福成是清末最早“娴熟洋务”者之一，年曾出使英法意比欧洲四国，却也不能接受人体解剖。他在出使日记中写道：“中国之良医，亦能知人之窍穴脉络而百无一失，然不必亲验诸死人，亦未尝为此惨酷之事也。忍哉西人也！”（23）张之洞也是清末最早的洋务派，可他在年的《奏定学堂章程》中，于医科大学科目表中不列解剖学，理由是：“中国风俗礼教不同，不能相强，但以模型解剖之可也。”（24）薛福成、张之洞都是那个时代的开明之士，尚且对人体解剖如此抗拒，一般人的态度可想而知。所以，苏精说：
解剖是中西医学有别的重要关键。自年合信出版《全体新论》一书，解剖学的知识逐渐在华传播，一些有识之士也重视此道，但是真要他们操刀进行解剖却是另一回事，黄春甫就是如此。医院年年报中说，黄春甫对于《全体新论》在内的合信各种医书都已经揣摩纯熟，却仍无意甚至恐惧解剖。黄春甫这种态度无疑正是当时中国人普遍的态度。合信在医院年报中指出，中国的法律与公众意见是彻底禁止解剖的。（25）
合信是英国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医生，年在广州出版了医学著作《全体新论》，“在启迪近代中国人的医学知识上有重大的作用和意义”（26）。
解剖学虽然在中国遭到最强烈的抵抗，但从清末的陆军军医学堂到民国初年的陆军军医学校，都开设了解剖学课程。不知这从学堂到学校的解剖课上，使用的是真实的人体抑或是人体模型。但即便使用的是人体模型，也是一种突破，是一种必要的过渡。对于西医在中国社会的扎根、发展，这样的解剖学课程，当然也起着推动、促进的作用。
三
相对于纯军事性质的院校，部队系统的专业技术学校对于整个社会的科学文化意义当然更大。史全生主编的《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史》中说，20世纪初年，清朝编练新建陆军，意味着陆军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而现代化的陆军，需要大量的科学技术人才。于是，一系列军事系统的专业技术学校得以创办。年，袁世凯在保定创办了北洋参谋学堂和北洋测绘学堂。这是清末最早出现的两所陆军技术学校。吴佩孚曾是北洋测绘学堂的学生。年，袁世凯又创办了军医、马医、军械、经理、宪兵等五所专业技术学校，还创办了一个陆军电信信号学队。（27）在清末，编练新军并非只是袁世凯一个人在干，全国许多地区督抚也热心于此事。组建新式陆军，便需要各种专业技术军人，于是专业技术性的军事学校在各地都有所开办。前面说过，仅年，全国各地就创办了五六所军医学堂。到年，全国各地的测绘学堂则有近十所。（28）民国成立后，北京政府接管和续办了清末的诸多军事学堂，并不同程度地扩大其规模，同时又新创办了不少技术性的军事学校。（29）来新夏等人在所著《北洋军阀史》中说：
袁世凯按不同需要开办的各类学堂，其门类之多，规模之全均为前此所未有，这是对中国军事近代化改革的一大贡献。他使北洋军阀集团中绝大部分官弁，都接受过不同的军事教育。以上情况也使人们改变以往认为北洋军阀人物是一群目不识丁的赳赳武夫这一误解。（30）
绝大部分北洋官弁都接受过一定程度的军事教育，这对整个社会科学文化的进步，不可能没有丝毫影响。这里的军事教育，当然既指纯军事性质的教育，也指并非纯军事性的科学文化教育，例如外语、医学、测绘、通讯、天文、地理、气象等等。军队其实本身也是社会的一部分，并没有与社会隔绝。他们即便一直在军中服务，也一定会多多少少会以自己接受的科学文化教育影响社会。更何况，自古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绝大部分接受过军事教育的官弁中的绝大部分，只要没有死在军中，都会或早一点或迟一点地回到地方。回到地方后，他们在军事院校所接受的科学文化教育，自然在新的职业中发挥作用。
历史学家陈志让在其学术名著《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中写道：
一九〇五年废除考试的一个结果是新教育比传统教育贵。有志有才的年轻人上进的机会和个人的财富发生了更密切的关系。这样一九○七年各省练兵给有志有才但家境清寒的青年带来了上进的机会。于是他们投入新式的陆军学校，例如陆军小学，速成学校之类。有一些到了日本在军事学校求学。前者以李宗仁为代表，后者以蒋介石为代表。军队为绅士的子弟开辟了一个就业上进的机会，可以用鲁迅为例子。（31）
陈志让实际上指出在清末民初进入军事学校学习者，都是清寒人家的子弟。清末兴起了新式学堂。但新式学堂费用很贵，生活费和学费加起来，是很可观的一笔开支，即便是相对低廉的学校，也并非寒家子弟上得起。而同时兴起的军事学校，则不但一切免费，每月还有数量不等的赡银，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津贴。那时候，进入军事学校学习，是并不光彩的事，只要家中稍为宽裕，能够负担孩子上非军事性质的新式学校，那是决不会让孩子进入军校的。寒家子弟并非因为对当兵有兴趣而是因为经济所迫而进入军校，那就意味着他们不会在军中停留太久，而是会尽快回归社会。
现在说说严复和周氏兄弟。
严复于年12月生于福建侯官阳崎乡，从今天的地域概念说，算是福州人。严氏家族本来是颇有社会地位的士绅阶级。年，严复的父亲病逝，家道中落，陷入十分贫窘的境地。后来严复有诗记述此时的家境：“我生十四龄，阿父即见背。家贫有质券，赙钱不充债。陟冈则无兄，同谷歌有妹。慈母于此时，十指作耕耒。……五更寡妇哭，闻者隳心肺。”（32）恰在此时，福州船政学堂开始招生，于是严复成了船政学堂第一届学生。美国学者本杰明·史华兹在他相当有影响的专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中这样把严复与鲁迅相提并论：
父亲在年去世，使严复科举致仕的憧憬顿成泡影。绅士家庭中，由于父亲的去世或某个举足轻重的家庭成员的厄运，导致象严复这样命运逆转的，在中国社会屡见不鲜。然而，对那些仕途受阻的士子来说，改读“西学”是一种尤为不堪的选择。这种现象只是发生在19世纪后叶。严复的同省人鲁迅（引按：鲁迅是浙江人。不过，要让一个美国人分清浙江和福建，也确实难为他。）比严小27岁，年轻时有着与严复惊人相似的经历：父亲去世，使家庭陷入悲惨的困境，寡母眼含无奈的泪水，被迫送他去上“洋务”学堂。（33）
↑《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本杰明·史华兹著，
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年4月版）书影
因为家境极度艰窘，只得去上那教洋务的学堂，这对于本是士绅的家庭来说，是含羞忍辱之举。福州船政学堂开办时除膳食免费外，还每月有四两白银作为生活津贴，以后还有所增加。（34）这对于“慈母于此时，十指作耕耒”的严复，是一笔不算小的数目，如果在学堂里节俭一点，完全可能省下些银子补贴家用。
福州船政学堂开办时分学习修船造船的前学堂和学习驾驶舰船的后学堂。严复因为入学考试时作文成绩第一名，可以自己选择专业。严复选择了后学堂学习驾驶舰船。如果说，含羞忍辱进入福州船政学堂，总体上决定了严复此后的命运，那选择进入后学堂，则具体地决定了严复后来的人生成就，决定了严复一生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作为。在后学堂这“英国学堂”里，严复跟随英国教习学习英文，后来又到英国留学，才有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具有独特深度和性质的“严复”。史华兹说得分明：
严复选择进驭船学堂决定了他一生的道路。英文是他汲取西方思想的媒介。英国成为他理想国家的范本。英国人的思想支配了他的思想发展。他在学堂学习了英文、算术、几何、代数、解析几何、三角、物理、力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和航海学。（35）
严复在福州船政学堂学习了五年，于年毕业。此时严复已经成为优秀的舰船驾驶员。毕业后作为海上的实习，严复驾驶训练船南至新加坡、槟榔屿，北至中国直隶和辽东海面。年，严复曾经驾驶扬威号在黄海巡航，并且到达了日本。年，严复还实际地执行过海上任务。那年中日之间发生冲突，严复受命驾驶扬威号赴台湾东部各海口勘测水情。（36）大概很少有人能想到，一副文弱书生模样的严复，曾是海上驾船好手。
在福州船政学堂的学习，当然只是奠定了严复汲取西方思想、认识并钦慕英国的基础。真正深入地理解英国，是到英国留学之后。从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六年后，严复终于有了赴英国留学的机会。对此，史华兹有这样的评说：
年，当严复最终被送去英国深造时，他已经踏上了一条与本国绝大多数人大相径庭的生活道路。可以想象，严复赴英前，已对西学初步有所掌握，对这些学问颇有兴趣，与“蛮夷”教习们相处亦很愉快，这一切已在他的头脑中消除了关于西方道德、理智和精神低下的观念，这种观念是当时大多数文人学士，从“清流”党人到最开明的“西方事务”专家们所共有的。那些没有背离专业方向并且后来当了海军军官的严复的同学，大多数并不完全如此，可以认为，严复是以相当独特的理智灵感对自身际遇作出反应的。（37）
没有福州船政学堂的学习经历，严复就不可能到英国留学；而如果不到英国留学，严复就不可能对西方尤其是英国的思想文化有那样深入的理解；没有对西方尤其是英国的思想文化有那样深入的理解，严复就不可能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有那样的表现和成就。但是，进入福州船政学堂和到英国留学，当然不是严复之所以成为严复的全部原因。史华兹强调，严复自身的主观性、个人性因素也起了重要作用。
史全生主编的《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史》中说，在年中日甲午海战前，清廷共向欧美派遣了三批海军留学生。年派遣的是第一批，共38人，全部是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生。驾驶专业共12人，有严复，还有后来成为海军名将的刘步蟾。（38）严复的这些同学，后来不少人成为海军将领，在从清末到民国的海军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严复虽然海军业务成绩不错，但终于离开了军事领域，在思想文化方面大放异彩。对此，史华兹有这样的议论：
事实上，我们在严复身上看到了一种现象的端倪，这种现象在随后的一代代留学生中一再发生，在被送出国去学习某些专业知识的留学生中，那些最富天才的，很少能够始终保持毫不旁骛地研读既定专业的心态。与富强的东道国相比，中国那极其不能令人满意的整个现状不可避免地把他们的注意力引向专业之外的普遍问题。他们对中国整个灾难现状的忧虑，常随个人前程的渺茫而进一步加强，这在下一代留学生中表现得尤为突出。（39）
出国留学，本是为了学习某种专业知识、技能，但最终却偏离和放弃原初的专业，而致力于对中国前途命运的探索，在从清末到民国的数代留学生中都不难找到这样的例子。例如鲁迅，本来在日本选择了医学，意在疗救国人身体上的病苦，后来却致力于精神启蒙的事业。当史华兹写下上面这番话时，一定想到了鲁迅。
那么，我们就谈谈鲁迅。
四
年5月，鲁迅考入了位于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
据史全生主编《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史》，曾国荃任两江总督时，奏准在南京创办江南水师学堂。学堂于年开始创设，由继任两江总督沈秉成建成。学校设管轮、驾驶两个专业。江南水师学堂仿照英国海军培养方式进行教学，聘请英国专家任军事和英文教习。英语、数学、物理、经史等是两个专业的必修课。驾驶专业的学生还必须学习航海知识、天文、水电鱼雷、测量绘图、轮机原理、驾驶技术、枪炮步伐、攻战韬略等课程，管轮专业的学生则必须学习轮机原理、制图、汽学、水学、力学、机器修理等课程。学校学制五年。新生入学后，先有四个月的“留堂试习期”，试习结束再分别去留。留下肄业者，分三个班，每班20人。三个班有等级之分，在校期间享受待遇也有别。而划分等级的依据，则是英文考试的成绩，可见十分重视英文。英文成绩前20名者，为一班，除发给生活费外，每月有赡银四两。第二等20人为二班，伙食费外，每月有赡银三两。第三等20人则伙食费外，每月有赡银二两。学校开办的最初几年，学生学习认真，办学成效显著。年曾举行一次大考。考试用英文进行，特意聘请英国著名学者、传教士博兰雅主持考试。考试用英文出题，共余道题，满分为分。考试结果，两个专业的头班学生平均成绩高达分，最高分分，不及格者只有一人。即便在英国，这样的考试得分分以上就算优良，得分1以上就算中等了。而江南水师学堂两个专业的头班学生40人，有39人达到英国中等以上水平，其中有19人达到英国的优良水平。所以当时有人如此感慨：“是水师学堂创仅二年，全藉英文习练，已得臻此进境，实觉奇异，大堪嘉美。”（40）
十七八岁的鲁迅选择江南水师学堂，同前辈严复一样，主要原因是家庭贫穷。在《呐喊·自序》里，鲁迅先说了到南京上学前家境已极度贫困，然后说：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进K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那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41）
所谓“到N进K学堂”，就是到南京进江南水师学堂。到了这里，鲁迅开始接触现代科学知识。江南水师学堂基本用英文教学。在散文《琐记》中，鲁迅说“一星期中，几乎四整天是英文”。（42）一星期有四整天是以英文讲授的课程，在今天看来，确是令人惊异的。鲁迅在江南水师学堂上的是管轮班，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轮机专业。虽然鲁迅只在江南水师学堂学习了小半年，但却打下了一定的英文基础。说到鲁迅掌握的外文，人们通常会想到日文和德文，一般不会想到英文。鲁迅自己也一再说自己不懂英文，说自己对英文“漠不相识”。鲁迅研究专家王锡荣曾写过长文《鲁迅英语水平考》。王锡荣经过细致的考证，认定鲁迅的英语水平是“借助词典可以读懂一些初级的内容，并且能够听懂一些日常会话”（43）。这当然得力于在江南水师学堂一周四整天的英文学习。
↑年江南水师学堂学员校内合影
年，严复结束在英国的留学回国。年，严复开始频繁地发表文章，表达自己对中国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看法，产生很大影响。这时期，严复并且开始翻译西方思想文化方面的学术名著。年，严复动手把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译成汉语，书名被严复译成了《天演论》。年四月，鲁迅到南京进入江南水师学堂的时候，严译《天演论》正式出版发行。（44）年8月，《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梁启超也开始了他言论家的生涯，梁的一系列文章堪称振聋发聩。（45）这时期，严复的同乡和同龄人林琴南也开始了他的西方小说翻译活动，第一部译作《巴黎茶花女遗事》（即小仲马《茶花女》）于年出版。（46）
鲁迅于年10月下旬从江南水师退学，旋即考入江南陆师学堂新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矿路学堂）。江南陆师学堂与江南水师学堂只有咫尺之隔，是一所陆军系统的军事学校。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外语课程开设的是德语，所以鲁迅是在这里开始德语学习的。在散文《琐记》里，鲁迅说矿路学堂还开设地质学和矿物学。并且：
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正。翻开一看，是写得很好的字，开首便道：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彻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
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噶也出来了。学堂里又设立了一个阅报处，《时务报》不待言，还有《译学汇编》，那书面上的张廉卿一流的四个字，就蓝得很可爱。（47）
严复因为少年时进入了军事学校福州船学堂，所以才能在留学归国后把《天演论》等一批西方思想文化学术名作介绍到中国。而鲁迅因为青年时代进入了江南水师学堂和江南陆师学堂这样的军事学校，才及时读到了严译《天演论》，才读到了《时务报》《译学汇编》等介绍新思想、发表新观念的书刊。
严复翻译的西方学术著作，鲁迅应该都读过。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中说，《天演论》之后，严复每有新译出版，鲁迅必定买来。在南京求学期间，鲁迅也开始读林琴南翻译的外国小说。林译《巴黎茶花女遗事》一出来，便很有名，“鲁迅买了这书，同时还得到两本有光纸印的书，一名《包探案》，是福尔摩斯故事，一名《长生术》，乃是神怪小说”。（48）这应该是鲁迅接触外国文学之始。
在南京的两所军事学堂学习了四年，对于鲁迅来说，至少有这几方面的意义。第一是能够科学地看待自然、宇宙和人自身。周作人说，鲁迅在矿路学堂时，功课主要是学习开矿，修建铁路的课程是其次。画铁轨虽然是很麻烦的事，但开始切实地接触自然科学，是感到十分新鲜的。“三年间关于开矿筑路的讲义，又加上第三年中往句容青龙山煤矿去考察一趟，给予鲁迅的利益实在不小，不过这不是技术上的事情，乃是基本的自然科学知识，外加一点《天演论》，造成他唯物思想的基础。”（49）鲁迅在这几年间，掌握的是“科学”，至于技术层面并不重要。周作人意在强调，鲁迅获得的是科学地看待世界和思考问题的方法。第二个方面的意义，就是初步确立了进化论的思想观念，这自然首先归因于对严译《天演论》的研读。进化论的思想观念，此后深刻地影响了鲁迅的人生态度和行为方式。第三个方面的意义，是接触和学习了外国语文。在南京四年间，先是在水师学堂学习英文，后又在陆师学堂学习德文。在汉语之外，又接触和学习了另两种语言，这无疑是意义重大的事情。第四个方面的意义，是开始接触、领会外国文学。在此之前，鲁迅接触的都是中国文学，而阅读《巴黎茶花女遗事》《包探案》等西方小说，则是接触外国文学之始。鲁迅后来说，他写小说，是仗着读过百来篇外国小说。这话可能有点偏颇，但没有外国文学资源，不可能有《呐喊》《徬徨》问世，则是无疑的。这四个方面的意义，对于此时的周树人成为后来的“鲁迅”，当然很重要。
军事学堂对于周作人的意义，与鲁迅相仿佛。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里，对在江南水师学堂思想意识的变化有比较详细的说明。周作人于年9月进入江南水师学堂，上的也是管轮班。其时鲁迅还在矿路学堂学习。周作人在江南水师学堂学习了五年。周作人后来回忆说，功课分洋汉两类，所谓洋文功课，就是用英文教学，而“一星期中五天上洋文”，洋文功课包括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50）鲁迅回忆说一周四整天英文课，周作人则说一周五天，也许兄弟中有一人记错了，也许当周作人入学时情形变化了。总之是，在南京数年，周作人几乎上的是一所英文学校，也熟练地掌握了英文。关于这期间读过的汉文书籍，周作人说于后来有影响的，是当时的新书报，如《新民丛报》《新小说》，梁启超的著作，严复和林琴南的译作，而“这些东西那时如不在学堂也难得看到，所以与学堂也可以说间接的有点儿关系的。”（51）这些书刊虽然并非学堂功课，但不到南京，不进入这学堂，是难以读到的。鲁迅年4月才离开南京赴日本，在此之前，与周作人同处南京城北，相距一箭之地。这期间，由于鲁迅的推荐，周作人开始频繁接触新书刊。鲁迅觉得值得读的书，总是买了给周作人送去。周作人年2月2日日记有云：“晚大哥忽至，携来赫胥黎《天演论》一本，译笔甚好。夜同读《苏报》等，至十二点钟始睡。”（52）周作人南京求学期间的日记保留了下来，使人们可以更清楚地知道这期间他的读书状况和思想变化。如年8月6日日记写道：“夜向同学黄君明第借得《新民丛报》十一号（六月朔出）阅之，内好书甚多，率皆饮冰子所著。看至半夜，不忍就枕。善哉善哉，令我有余慕矣。”饮冰子就是梁启超。8月9日日记说：“夜借得《自由书》一册，阅之美不胜收。”8月17日日记说：“下午看新会梁任公启超所著《现世界大势论》一卷，四月出版，后附《灭国新法论》，词旨危切，吾国青年当自厉焉。”11月6日日记云：“晨看《中国魂》半卷，其中美不胜收，令人气壮。”年4月22日日记云：“上午看《清议报通论》两卷共二百余帧，材料丰富，论议精当奇辟，足以当当头棒喝，为之起舞者数日。”（53）
在江南水师学堂求学期间，同鲁迅一样，周作人基本完成了从一个中国传统的士子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
史华兹在《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中说过这样一番十分耐人寻味的话：
有一点应该注意到，即严复后来对西方科学的热情，是建立在直接（虽属初步涉及）与真正的自然科学的方法和资料相关的基础之上的，而并非建立在与“科学”这一口号的模糊不清的联系之上。在这里，西方科学要求的精确性和能力训练与严复原有的严谨的治学态度结合了起来，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可能来自他早年受到的“汉学”家治学方法的训练。在某种程度上，未尝不可以说，严复对科学产生的热情来自科学本身。（54）
这实在是一种极为敏锐和深刻的观察。这样的判断同样适合于鲁迅和周作人。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对“科学”一直有不同的认识。或明或暗地贬低、否定科学之意义的论调长期存在。而在肯定、捍卫科学的阵营里，有相当一部分人并未对科学有切实的感受与体悟，仅仅是在抽象的和比较空泛的意义上强调科学的重要。而像严复、鲁迅、周作人这样的人，对科学的肯定和捍卫，则是因为在青少年时期就切实地以自然科学为功课，就真正了解和掌握了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识，这当然要归因于他们在青少年时期含羞忍辱地进入了军事学堂。
五
-这几年，鲁迅写了一系列“随感录”。发表于年3月15日《新青年》第六卷第三号的“随感录”第五十四，引用了黄郛出版于年12月的《欧战之教训与中国之将来》一书中的一段话：
七年以来，朝野有识之士，每腐心于政教之改良，不注意于习俗之转移；庸讵知旧染不去，新运不生：事理如此，无可勉强者也。外人之评我者，谓中国人有一种先天的保守性，即或迫于时势，各种制度有改革之必要时，而彼之所谓改革者，决不将旧日制度完全废止，乃在旧制度之上，更添加一层新制度。试览前清之兵制变迁史，可以知吾言之不谬焉。最初命八旗兵驻防各地，以充守备之任；及年月既久，旗兵已腐败不堪用，洪秀全起，不得已，征募湘淮两军以应急：从此旗兵绿营，并肩存在，遂变成二重兵制。甲午战后，知绿营兵力又不可恃，乃复编练新式军队：于是并前二者而变成三重兵制矣。今旗兵虽已消灭，而变面换形之绿营，依然存在，总是二重兵制也。从可知吾国人之无澈底改革能力，实属不可掩之事实。他若贺阳历新年者，复贺阴历新年；奉民国正朔者，仍存宣统年号。一察社会各方面，盖无往而非二重制。即今日政局之所以不宁，是非之所以无定论者，简括言之，实亦不过一种“二重思想”在其间作祟而已。
鲁迅并且补充说：“此外如既许信仰自由，却又特别尊孔；既自命‘胜朝遗老’，却又在民国拿钱；既说是应该革新，却又主张复古；四面八方几乎都是二三重以至于多重的事物，每重又各各自相矛盾。一切人便都在这矛盾中间，互相抱怨着过活，谁也没有好处。”（55）
黄郛这番话实在说得准确、精彩。同一事物，实行新的，却又并不革除、抛弃那旧的。于是，本是水火不容的新旧两方面，便居然长期共存，这在中国是长期常见的现象。在维持旧习的前提下启动新规，这当然不算革命，连改良也够不上，只能说是不伦不类、非驴非马。这种不伦不类、非驴非马的双轨制甚至多轨制，在中国本是有传统的。近代军事方面也一样。本来，既然开始大量创建新式军事学堂，以新式学堂的方式进行军事教育和选拔将校，那传统的武举制度就应该同时废除。可是并不。年福州船政学堂便开办，紧接着新式军事学堂在南北越办越多。当世界已进入火器时代，中国的传统冷兵器弓、矢、刀、石、矛等实际上已经只能在民间打架斗殴中发挥作用，不能作为正规的军事武器，以此为考试内容的武举制度也就同时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但在新式军事学堂南北各地开办甚多后，武举制度却仍然继续实行。史全生主编的《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史》中说，直到19世纪80年代以前，都没有人公开地对武举制度提出质疑。这当然不意味着没有人在内心已经否定传统的武举制度，只是没有人敢于正式地表达自己的看法而已。年3月5日，张佩纶上奏朝廷，建议在武举考试中，将对弓、矢、刀、石、矛等冷兵器使用的考核，改为测试洋枪的使用。这实在是毋庸置疑的意见，可竟然得不到回应。甲午海战后，终于有人明确提出改革武举制度的问题。但遇到巨大的阻力。各派政治势力围绕传统武举制度的废存或改革，进行了长久的、激烈的争论。年八国联军进占北京，以临时拼凑起来的不多的兵力，不费吹灰之力把官军和义和团打败，这才把废除传统武举制度的问题又一次摆在慈禧和光绪面前。这一回，慈禧和光绪也觉得再拿那弓、矢、刀、石、矛去考核军队和遴选将校，实在太可笑了。年4月，清廷成立督办政务处，刘坤一和张之洞三次联名上奏，提出政治改革的一系列主张，其中有广设军事学堂而“停罢武科”的建议。光绪批示曰：“武科一途，本因前明旧制，相沿既久，流弊滋多。而所习硬弓刀石及马步射，皆与兵事无涉，施之今日，亦无所用，自应设法变通，力求实用。”光绪下令：“嗣后武生童考及武科乡、会试，着即一律永远停止。所有武举人、进士均令投标学习。其精壮之幼生及向所学之童生，均准其应试入伍，俟各省设立武备学堂后，再行酌定挑选考试章程，以广造就。”这样，沿袭了一千多年的武举制度，才算退出历史舞台。（56）而在此前的数十年间，在军事教育和将校选拔上，一直实行的是“二重制”或曰“双轨制”。
清末民初，在各种军事学堂接受新式教育而后来在科学文化领域做出突出贡献者，应该不在少数。中国现代最卓越的教育家之一的张伯苓，于年考入天津水师学堂，算是严复的学生。张伯苓在天津水师学堂毕业后，曾入海军服役。（57）在天津水师学堂学习西学，接受严复的影响，无疑对于张伯苓后来在教育事业上的成就起着积极作用。
前面既然说到过章士钊，就再交代几句。年，湖南巡抚陈宝箴在长沙创立时务学堂，聘请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第一期招生，有四千多人报名，其中有蔡锷，还有章士钊。蔡锷被录取，而章士钊落榜了。（58）年3月，章士钊到南京，进入江南陆师学堂。（59）而鲁迅恰于此时从这里毕业，赴日本留学了。
年2月28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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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璩鑫圭、唐良炎编，上海教育出版社年3月版，第页。
（2）（3）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商务印书馆年9月版，第49页，第页。
（4）（6）（7）（8）（9）（10）（11）（12）（13）（14）（17）（19）（20）（21）（27）（28）（29）（34）（38）（40）（56）见《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史》，史全生主编，东南大学出版社年10月版，第3—4页，第19页，第19—21页，第22—23页，第24—25页，第33页，第34—35页，第38—43页，第46页，第46页，第46页，第92页，第94页，第—页，第90—91页，第94页，第页，第28页，第47—48页，第40—41页，第75—80页。
（5）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中华书局年9月版，第60页。
（15）见《容闳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石霓译注，百家出版社年8月版，第页。
（16）见《唐绍仪传》，张晓辉、苏苑著，珠海出版社年12版，第14页。
（18）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78，转引自史全生主编《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史》第46页。
（22）（25）（26）苏精：《西医来华十记》，中华书局年3月版，第52页，第页，第页。
（23）见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转引自苏精《西医来华十记》，第页。
（24）见张之洞《奏定学堂章程》，转引自苏精《西医来华十记》，第页。
（30）来新夏等：《北洋军阀史稿》上册，东方出版中心年5月版，第页。
（31）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三联书店年9月版，第13—14页。
（32）（44）杨正典：《严复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10月版，第2页，第5—11页。
（33）（35）（36）（37）（39）（54）本杰明·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年4月版，第23页，第24页，第24—25页，第25页，第25页，第24页。
（41）鲁迅：《呐喊·自序》，见《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版，第一卷，第—页。
（42）（47）鲁迅：《琐记》，见《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版，第二卷，第页，第—页。
（43）王锡荣：《鲁迅英语水平考》，见王氏著《鲁迅学发微》，百家出版社年9月版，第75页。
（45）见李喜所、元青著《梁启超传》，人民出版社年10月版，第53页。
（46）见阿英《晚清小说史》，东方出版社年3月版，第页。
（48）（49）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见《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册，北京出版社年1月版，第—页，第页。
（50）（51）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上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年10月版，第页，第页。
（52）钱理群：《周作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年9月版，第87页。
（53）所引日记均见《周作人传》，止庵著，山东画报出版社年1月版，第14页。
（55）鲁迅：《随感录·五十四》，见《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一卷第—页。
（57）见《中华民国史·人物传》第八卷，中华书局年7月版，第页。
（58）刘梦溪：《陈宝箴和湖南新政》，故宫出版社年7月版，第64页。
（59）见《中华民国史·人物传》第八卷，中华书局年7月版，第页。
文章首发于《钟山》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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