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前期的词中城市
与朝野词风的离立
摘要：在北宋的经济文化面貌影响下，北宋前期词中产生了开封、两浙诸郡与洛阳三大重要城市空间，各有相应的词情词风。京城开封荟萃四方财富，词体写作以帝王与贵戚为中心，内容富侈靡艳，词风雅俗共存，主要遵循贵戚的审美趣味。两浙诸郡以士大夫为写作中心，于江南山水间成清丽风格，展现着士大夫的清雅意趣。二者成为词体文学发生朝野离立的文学内部因素。洛阳虽也是以财富艳游闻名，但主导者是士大夫而非贵戚，故处于沟通朝野的地位，相关词作体现着士大夫青睐的富贵表达。而且洛阳空间的特殊性允许以欧阳修为代表的青年士大夫参与词体写作，为北宋中后期的词体革新奠定了作者基础。
关键词：北宋词；文学地理；词中城市
在词体文学的应歌时代，词作的主要创作场合是酒宴歌席，主要写作内容是灯红酒绿间的脂粉莺燕与男女情事，一曲曲章台走马的背后依靠的是具备雄厚财力的城市，而在唐宋时期，能够支撑起这种文学任务的城市其实也就都城与益州、扬州等少数区域性中心城市，于是词中城市也就集中在这些地方，久之便固定为词中重要的地理意象，与艳情豪宴主题发生双向互动。再加之北宋建立之后，通过铺叙市井繁华以赋颂太平盛世的文学手段逐渐在词中普及，于是奢华靡丽、轻薄风流的样态更加成为读者对词中城市的主要感觉映象。
读者的感觉映象往往只择取文学的一面，富贵风流并不能统摄词中城市的全部。词人在塑造城市意象的时候，除了需要适应艳情豪宴的写作场合，其实也与时人对于相关地区的特定感觉文化认同密不可分。如是词中城市在共性之外，亦有丰富的个性，有些城市甚至会出现与富贵迥异的萧疏样态。这种现象在《花间集》中即已发生，花间词中的长安与成都非常典型地展现着城市的巷陌繁庶与贵族公子的风流浪荡，而金陵、姑苏等江南城市却是一副水村山郭的萧疏与沧桑，词情也以斜阳草树间的闲愁为主。这种离立显然与唐末五代时人对各地域不同的感觉文化认同以及地域文学传统密切相关。此外，离立双方的城市身份更值得玩味，长安是唐朝故都，成都则是后蜀的都城，二者与金陵、姑苏实际上构成了一组朝野关系，甚或是对敌国的想象，因此它们在词中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实际上是时人对于朝野不同的感觉文化认同，也就构成了一种朝野文学的离立态势。
朝野离立是中国文学史上一种重要的文学分布格局，反映的是地方文化圈对于京城文化圈的一种离心逆向趋势。在唐宋之际，随着具备高度文化素质的作者群体不再是京城所独有，地方文学中心的数量迅速增加，身处地方的作者往往会做出与京城不一样的文学表达，朝野离立也就进一步凸显。特别是北宋中后期，政治上的党禁人为地造成了朝野作家分属两个不同的政治派系，于是朝野文学在此时极度撕裂。词体文学也深受这种文学大环境的影响，徽宗朝的朝野词风便因此呈现出各自独立的两副模样。不过文学现象的发生除了与政治历史因素有关之外，也深受文学内部发展因素的影响，北宋前期词承继了萌芽于花间时代的朝野城市差异，并结合相关城市在北宋时代的经济状况、空间环境与文化感觉等形成了新的朝野城市意象，已然在政治形势发生变化之前就初步形成了朝野不同的词情词貌，成为来自文学内部的徽宗朝词坛朝野离立因素。本文即拟梳理北宋神宗朝之前重要词中城市的经济与社会面貌，讨论各自空间下的核心作者群体的差异，以及迥然有别的感觉文化认同，试图理解潜藏包孕着的朝野文学的离立趋势。
一、开封：繁庶与豪艳
在北宋人的感觉文化认同中，京城依然保持着繁庶富贵与恣意艳游，而且在北宋东京开封稠密的人口与高昂的地价面前，这种感觉较之前代更加浓郁。北宋初年的科举士大夫就已经开始感叹开封过高的地价，王禹偁《李氏园亭记》开篇便云：“重城之中，双阙之下，尺地寸土与金同价，其来旧矣。”其后他解释了地价之高的原因：“虽圣人示俭，宫室孔卑，而郊庙市朝不可阙已。有百司之局署，六师之营壁，侯门主第，释宇玄宫，总而计之，盖其半矣。非勋戚世家，居无隙地，设或有之，则又牵于邸店之利，其能舍锥刀之末，资耳目之娱者亦鲜矣。”[1]原来除却中央政府机构占据了半数土地之外，大量的商业土地需求是地价高昂的另一层重要原因，这是唐宋转型之后的新现象。在商业市场的作用下，开封私家园林经常被富室高价买下，之后就被分成若干商铺、旅店再次租售。王禹偁所记之李氏园亭就遭致这样的命运，其在主人去世后以四百万的价格被卖给了富室，好在太宗出面干预，保住了这片园林，但是太宗竟然是用内府钱从富室那里同价赎回，虽然这个举动与太宗的个性密切相关，然而这终究是帝王遵守土地市场规律的事件，开封土地商业化程度即可想见。
面对如此的土地市场，刚至京师的科举士大夫往往面临买房租房的困窘无奈。欧阳修在《答梅圣俞大雨见寄》一诗中就说到：“嗟我来京师，庇身无弊庐。闲坊僦古屋，卑陋杂里闾。”[2]可见外籍官员在开封购置房产是相当艰难的事情，而能在开封拥有一处规模较大的私家园林则显然需要巨量财富，这是刚入仕途的科举士大夫无能为力的，只有世家贵戚方能为之。正如张咏所言：“公之门勋耀于世，孝友光于家，得不崇轩馆，疏亭苑，以发其荣耶？……且大梁天帝之都，亩地千镪，一庐十金，安然辟广庭，仵芳致，岂不尊性而贵奇欤？”[3]既然财力雄厚的贵戚把置办开封私家园林作为自我富贵身份的标志，那么开封大多数园林的主人也就是贵戚，他们承办了大量的开封私第宴饮，而即席应歌的词体文学活动也就以他们为中心，相关词作需要符合他们的审美趣味与心中所好，渲染与展示着贵戚的富贵豪奢，词情词貌也就愈发地纸醉金迷。不过无论哪家贵戚，在开封紧俏的土地市场面前也只能保有围墙以内的空间凿池植树，因此开封的园林绝大多数是封闭的内向的，围墙之外就是熙攘的街巷，并没有其他的风景。于是京城的私第宴饮只能在有限的园林内部空间举行，宾主与歌妓皆束缚于此，连视线也无法向外活动。两相结合，使得京城宴饮歌词愈发单纯地注重豪奢宴饮、美艳妓女、华美器物而不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