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近代卫生防疫史料汇编》，作者余新忠，男，年6月生，浙江临安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教授，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年4月，当选年度“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主要从事明清以来江南区域社会史和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已出版《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等，在《历史研究》、《东洋史研究》（日本）、《近代史研究》和《史学理论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中、英、日文论文80余篇。
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中，以“微寄生”和“巨寄生”两个概念来认识人类生命的生存状态，认为，“人类大多数的生命其实处在一种由病菌的微寄生和大型天敌的巨寄生构成的脆弱的平衡体系之中，而所谓人类的巨寄生则主要是指同类中的其他人。”由致病微生物引发的瘟疫，无疑是人类所处的微寄生关系的重要表现形式，藉由微寄生乃至疫病，人类与自然的勾连变得更加的细密而深广。不仅如此，在作为展现人与国家关系的巨寄生体系中，瘟疫的影响也从未缺席，不仅自古就与饥荒、战争一道成为影响人类规模扩张的三大敌人，而且也因此成为了影响人类文明机制和历史进程的重要的自然性力量。由是观之，在人类的历史上，瘟疫实际上站在了人与自然、个人和社会与国家等诸多关系的链结点上。瘟疫无疑是人类的灾难，但也往往是历史的推手。处于诸多链结点上的瘟疫，在给人类生命健康带来诸多伤害的同时，也对人类社会自身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警示。显然，瘟疫作为一种无可避免的历史现象，对于人类历史的影响并非全然的是负面，实际上，很多人类科技进步、生活设施的改进、制度建设乃至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等等，都与瘟疫的刺激有直接的关系。同样显而易见的是，瘟疫本身并不会独立产生意义，其发挥的历史推动作用，无疑有赖人类的理性和反省批评精神。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都在显示，瘟疫不只是天灾，也是人祸，天灾或不可控，人祸总应努力避免。而要避免重蹈覆辙，反省和批判无疑是最好的武器。而对反省和批评来说，若不能立足历史来展开，必然就会缺乏深度和力度。由是观之，包括瘟疫史在内的疾病史研究，无论对于我们认识历史还是理解现实，以及更好地面向未来，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不过，对于历史的探究和省思，似乎很难给人某种直接的行动指南，可能也无助于直接推动科学的发现和技术的进步。哲学家陈来教授曾在反思SARS事件时指出：“人文学科在整体上对于社会的意义，本来也不在于对于某种突发的自然灾疫提供直接的对策，而在于在学术研究的同时，长远地促进社会的进步、价值的稳定、文化的发展、精神的提升。”（陈来：《非典引发的哲学和文化反思》，《群言》二〇〇三年第八期。）故而，从历史的梳理和讨论中，我们可以获得的，可能主要是通过拓展视野、转换立场，以及发现丰富多元的信息、人类智慧复杂的表达和人类核心价值的共通性来启迪我们的思维，可以让我们在更高的层次上省思现实的存在和前进的方向，不至于只是低头拉犁，而不抬头看路。于此，我们不妨从对中国历史上的疫病及其社会应对入手，通过梳理这一段历史，看看究竟可以从中得到怎样的历史启示。一、中国历史上的重大疫情及其特点疫的意涵，按《说文解字》的解释，是“民皆疾也”。意谓有如徭役之役，“众人均等”之意。故就疫之本义而言，是指流行病，不过由于古代的流行病一般都是传染病，所以瘟疫也多被视为具有较强传染性和危害性的传染性疾病。（参阅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三年，第四—九页，下同。）早在殷商时代的甲骨文中，就有“祸风”“疠”和“役”这样的记载。此后史不绝书，时有加增。如果仅从现存的历史记载来看，中国历史上疫病的发生频率整体上一直呈上升态势现有几种具有历史连续性统计均反映了这样的趋势，（参阅张泰山：《民国时期的传染病与社会——以传染病防治与公共卫生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第三十二—三十三页。）从现有一般截止到一九四九年的统计看，民国时期的瘟疫发生频度是最高的。于此，我们不妨将目前有关历代瘟疫频次的统计图表罗列于下：图表1.中国古代各世纪疫病流行频次表资料源：张志斌：《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福建科技出版社，二〇〇七年，第一百二十二页。图2.二十世纪前各世纪疫病发生频数图资料源：李文波编著：《中国传染病史料》，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二〇一二年内部印行本。图3.年来中国疫灾频度的世纪变化资料源：龚胜生：《中国疫灾的时空分布变迁规律》，《地理学报》二〇〇三年，第六期。上述图表虽然统计的资料有所不同，但均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瘟疫发生的次数和频次整体上均呈明显上升之态势，其中明清以后，特别是到民国时期，增量显著。这种现象的出现，固然与近世以来，人口剧增和社会流动日渐频繁以及日趋国际化等因素为疫病发生与传播带来的便利这样的原因有关。（可参阅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第三百四十—三百四十六页。）但更为重要的，恐怕还是因为资料保持的完整程度与社会对这类记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