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夏光华——小绿天楼藏华东师范大学学人翰墨及校史文献集》丁小明编著
大概三年前，丁小明先生在华东师大的某座典雅建筑之内搞了一场名人墨迹展，蒙其邀请，我与陈子善和陆灏两位先生前去参观。眼前所见的展品基本是与该校的前身：大夏大学和光华大学有关学人的墨迹。将这样一个不宽的专题，能够搜集到这么大的数量，真的令人赞叹。而子善先生是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专家，他看得最为仔细，同时向我讲解着哪些墨迹揭示出怎样的不为人知的历史。他边看边赞叹，丁小明在搜集方面的别样眼光。
遗憾的是，我对这两校校史知之甚少，只能是通过自己肤浅的知识，来寻找自己耳熟能详的名人。到如今，收到了丁小明先生所赠的这本图录，我感觉到书中收录的内容就是当年的展品，但翻看图录，远比走马观花地看展览要来的亲切。
我在这本图录中看到了马公愚的墨迹，而我看到马先生的第一幅书法作品则是在二十多年前。当年天津古籍书店总部搬到了古文化街，这所书店的二楼专卖古籍书和名家墨迹。因为店堂面积较大，分为了三个单元，其中善本部分处在店堂的左侧房间内。这个房间的入口是一个月亮门，而门楣上方就悬挂着马公愚所题堂号，具体的内容我已回忆不起，但当时的经理彭向阳先生告诉我，这是马先生来到书店买书之时，他们借机请先生留下了墨宝。如今我在图录上看到的熟悉字迹，与当年如出一辙，真羡慕书店的人能够与这些大家亲聆馨欬，令我辈只有叹羡的份。
图录中有一副顾廷龙所书篆书对联令我艳羡，顾先生是文献学大家，而我在不少的地方都能看到他的墨迹以及所题匾额，然所见者大多是楷书。关于他的篆书却颇为不多见，我第一次见到者乃是他给温州江心屿某寺所题的匾额，该匾制作得金壁辉煌，而所用书体乃是他不常用的小篆。自从见到此匾，我见异思迁地爱上了顾廷龙所书的小篆，可惜至今未能得其一鳞半爪。也正因为如此，我把丁小明所藏的这副对联视之为本图录中的最爱之一。
然而本图录的第二部分，则是跟这两校有关的历史老照片、纪念册、杂志、毕业证书、学生证等文献。这也足见，丁先生在收藏心态上的细大不捐。对于他的收藏概念，刘永翔先生在给本书的序言中写道：
吾小友东台君小明，精鉴别，好收藏，世之有心人也。自入庠任职以来，即发愿蒐集吾校暨其前身文物。穷搜博採，不数年，所获甚可观也。近出其所藏景印成帙，题曰“大夏光华”，乃所藏华东师大学人翰墨暨校史文献也。详览所编，其所搜罗盖不限于光、大二庠，凡与吾校有关者靡不及之也。富矣兹编！得吾心、惬吾意焉。
《故乡明月——思奎堂珍藏东台历代名贤书画集》丁小明编著
本图录同样是作者所赠，从图录的编排方式看，上一本书为精装而本书却是平装，不知道为什么有这样的区分。而上次在看展览时，我似乎没有看到过这部分内容。为什么要将江苏东台县的名贤墨迹汇为一编呢？其实本书的题目已经亮明了观点：既然是故乡的明月，那显然丁小明先生也应当是东台人。而我与之相熟有年，却未曾问起过东台是他的出生地还是仅是郡望。但他在本书的序言中却颇以东台文风之盛为傲：
纵观四百年来的东台文化史，艺文世家的繁盛是不争的事实。其突出的表征是一门风雅，数代之间，衣冠共绣，花萼齐芬。据本人粗略统计，在苏中的淘水之上、盐池之滨，先后有吴氏、姜氏、袁氏、丁氏、鲍氏、汪氏、吉氏、陈氏、杨氏、蔡氏、吕氏、朱氏、缪氏、杜氏、夏氏、戈氏、蔡氏、姚氏、高氏等二十多个世家登场亮相，这些代表地域文化精魂的世家以艺文及鉴藏为趣操，将诗画相彰的累叶风流绳绳相续。
前几年我曾经到东台寻访过一些名人遗迹，当时主要的寻访目标乃是王艮故居，因为此人是王阳明弟子中的另类，他对于阳明心学采取了修正主义的策略，而幸运的是，我在东台竟然遇到了王艮的后人。除此之外东台还出过一位大诗人，他就是明末清初的吴嘉纪。与他有关的历史遗迹，我却未曾找到痕迹，而意外的是，我在为王艮建造的纪念园内看到了吴嘉纪的雕像。
想来，这两位前贤的历史业绩，丁小明先生要比我熟悉得多，故我用不着在此唠叨置喙。然他的这本图录所收内容却不包括这两位前贤，其重点乃是有关当地的世家望族。这其中我最感兴趣者，则是从陈祺寿到陈邦怀这一系人物，我对此感兴趣的原因，乃是因为陈邦怀曾任天津书法协会会长。当年我在天津见到过不少他的作品，还有一个小因缘，则是他的儿子曾任天津历史博物馆馆长。二十余年前，我曾在该馆搞过展览，当时在那里看到了复制的“鲜于璜碑”，此碑乃是近几十年来发现的最重要汉碑之一，故其为天津历博的镇馆之宝。可能因为看碑者甚众，故历博复制了一块，立在了院落的竹林中，很多人不明就里，到竹林里偷拓此碑，这也是一段书界小掌故。而从该图录中看到陈邦怀的墨迹，又让我想起了当年的趣事。
《永痕——世界名人手稿》余斌窦煜编著
3月22日至25日，南京书展期间，特意搞了一场古旧书展，同时展会的组织方又举办了一场“中国古旧书业前瞻高峰论坛”。蒙展会方之邀，我有幸参观了展览，也参加了论坛。该论坛由南京大学教授、中国阅读学研究会会长徐雁主持，与会的领导为南京市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先生，专家代表有沈燮元、彭震尧、胡洪侠、王稼句、薛冰、拓晓堂、陈克希等先生，另外有展会的主办方——江苏文创集团赵亚春总经理及孔夫子旧书网营运总监赵爱军先生。众位专家均从不同的角度来论证，在书展期间同时举办古旧书展的重要性。
在展会期间，我参观了热闹的古旧书展，其占地面积最大者乃是孔夫子网的展区。而南京当地著名的旧书店有学人书店、唯楚书店以及国营的南京古旧书店，外地的书店则有苏州十方书屋、成都缥缃书局、芜湖万卷书屋等等。这些旧书店每一家都拿出了一些重要的典籍，这么多好书汇集在一起，顿时使得司空见惯的新书大卖场有了浓浓的传统文化特色。
在古籍书展区内，仅次于孔夫子网占地面积者，则是南京的锐庐书院。我单独讲到这个部分，是因为从布局上来说，锐庐书院所处的位置乃是古旧书区的反面，两者之间以展板相隔，古籍书部分基本是以玻璃柜平摆的形式展出，而锐庐书院则大多是装框悬挂起来进行展示。
当时我正在看感兴趣的古书，而薛冰先生走过来则带我去参观锐庐的展品。在这个部分我看到的第一件展品乃是康有为的墨迹，这件墨迹看上去颇为眼熟，端详了一会儿我终于想起来：这是从某部古书上的跋语拆下来者，因为这部书我在嘉德的拍卖义展上看到过。薛冰先生闻我所言，颇为将信将疑，他立即请工作人员找来了这些墨迹的收藏者窦煜先生。
窦先生乃是一位年轻人，我感觉他应当三十多岁，看上去一表人才。介绍之后，我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这个疑问，而窦煜立即夸赞我的记忆力之佳，因为康有为的这个题跋他确实是从拍卖会买来者，而他一转身就从玻璃柜中拿出了原书。这册书的钉线已经拆开，窦煜解释说，古书对当今的年轻人始终有着距离，而名人墨迹则更能让当代人接受，所以他将这则跋语从书中拆出而后装框展览，就远比放原书在那里看上支直观。
听闻到他的这番话，让我感到了社会审美情趣的变化，我对于名人墨迹所持的态度恰好与之相反，我恨不得这些墨迹都是写在了古书的前后扉页上，而我的心态也恰好证明了在思维方式上的陈旧。因为窦煜告诉我，这样的展览更让人易于接受，而展览完毕后，他再将跋语原样归位，又成为了一本完好的名家题跋本。
接着参观此处的展板，所见大多是外国名人墨迹，有信件也有照片的题语，还有一些明信片。而这些人在文学史上的名声，都不比康有为差到哪里去，如果站在世界的眼光看待，窦煜所搜集的这些名人墨迹，更是有着普世价值。因为我在这里看到了歌德、拜伦、巴尔扎克、雨果、狄更斯、大仲马，甚至还有弗洛伊德、罗曼·罗兰、高尔基等等。这里的每件展品，窦煜都写出了相应的说明文字，这让参观者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这些历史墨迹给人带来的扑面信息。
参观完毕后，窦煜送给我一本特殊的书，此书从内容讲实为这些展品的图录，然而在编排方面却匠心独运：这本书翻上去，更像一册资料夹，其从左右两侧来展开，左图右文颇合中国传统观念，而文字的介绍部分则讲述到了每一位名人相应的历史事迹。我引用一段巴尔扎克的简介如下：
巴尔扎克的确不是出手就高的写作天才。不过他没有就此罢休，有几年，他为书商写了一大堆各种流行小说，想先养活自己再说。再往后他又下海经商，干过出版业，开过铸字厂、印刷厂、想攒下点钱来，给自己日后的写作奠定一个物质基础。可惜这些生意最后都是关门大吉，巴尔扎克不仅没赚到钱，反倒欠下了一屁股债，最后还是母亲替他还清的债务。这段经过对他唯一的好处是，负债、清算、倒闭的各种苦楚让他领略到这个社会的真相，他也由此积累起日后写作的素材——没有哪个法国作家经历过这番商海里的折腾。知道他的这一段（还要加上他读书时在公证人事务所接触到的形形色色的人与事），我们看到他那样浓墨重彩地写人的生活中经济的一面，就不应感到意外。
其实图录中对巴尔扎克的介绍文字比我的引用多十倍，由此也可看出窦煜在编排此图录时用了不少的心思。
《藏书家》第22辑昝亮主编
《藏书家》乃是当今爱书人颇为看重的一本刊物，它在爱书人心中更多者是一件标志物。故每当该刊因各种原因有了拖期的现象，我就会收到不少的问讯，其所问大多是担心该刊因故停刊，而我每次在费力解释之时，都盼望着这本刊的下一期尽早面世，以此来免除一些我的费力解释。
此次收到的第22辑则有了新变化，一者，我分别收到了平装和毛边各一册，二来则是有一本该期的抽印之本，三者，则有齐鲁书社社长昝亮先生写的一篇启示：
韦力先生编委史席：
兹呈《藏书家》（第22辑）一书，计毛边本一册、平装本一册、抽印本（王名锷先生、刘蔷女士签名）一册。
敬请笑纳，并多提富贵意见。再次感谢您一贯的关心与支持。
《藏书家》将继续为诸位藏书爱好者提供交流的乐园、奉上有品位的作品。
专此布达。顺请春祺。
岁次戊戌仲春昝亮记于斋鲁书社
由此启可知，社长对该刊是何等之重视，这也恰好回应了书友们的质疑。翻阅此刊，仍让我“有新获也”。刘浩敏的《中国印谱版框之美》，我在两年前听到她做过专题报告，当时对她的这种独特视角就大感兴趣。而今其整理成文，能让我更加系统地了解到她的视野所及。励双杰先生依然在谈他拿手的家谱，他每每能从这些貌不惊人的家谱之中钩沉出名不见经传的史料。谢其章先生也同样在谈老杂志，而本次所谈则专门是沦陷时期南京一地的文艺期刊。
彭震尧先生所写《看到我就是看到“鬼”了——忆谢兴尧先生》让我颇感兴趣，巧合的是，前面提到的赵龙江先生跟谢兴尧有着较为密切的交往，他曾写过专文来谈论那些交往的细节。而彭震尧的这篇文章则是写他在成都旧书摊上买到了谢兴尧的批校之本，这是何等难得之事。彭震尧在文中写到，他与谢兴尧的相识乃是经过北京文物局的李新乾先生所介绍。同样巧合的是，十几年前，我曾想请人帮助我整理自己的藏书，而彭震尧认为李新乾是位合适的人选，在某个夜晚彭先生带我前去李新乾家中，我在其书房内看到老先生开着一盏昏黄的台灯，办公桌上摆满了文稿。李新乾说，他对整理典籍当然很有兴趣，但近期他忙着完成一本书稿，故无法到我的书库内去作整理，为此他提意说，我可以把书拉到他家中进行整理。看来老先生以为我只有几本线装书，随便就可以给他拎来。正因为这样的缘故，此事也只好作罢。而这次见面后不久，我就听说老先生去世了。
关于谢兴尧，我却没有直接的交往，只是彭震尧先生任海王村拍卖行经理之时，曾经上拍了一批谢兴尧的旧藏之物。那些书上大多有谢先生的批校之语，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乃是一本比火柴盒略大的线装书。当时本有意将其拿下，未成想这本小书却拍到了一万多元，以至于到今天我也未曾得到谢兴尧旧藏之书。
关于谢先生晚年的处境，我在赵龙江的文中读到了一些，而彭震尧在本文中又有如下细节描写：
谢老独身一人，居住在人民日报社旁一套不足60平方米的两居室里。那年他已经90多岁，行走有些困难，需要在身边老保姆王嫂的搀扶下才可行动，不高的身材，瘦瘦的身躯，再加上略有些驼的背，更显得有些矮小。后接触多了，发现抽烟似乎是他唯一的嗜好，有时看他手上夹着一根香烟，缩坐在沙发上，颇有晚年凄凉之感。
看来，人老了真不是件令人愉快之事，然而谢兴尧却很长寿。我不知道到了那样的年岁究竟是喜是悲，在此也就不必要无病呻吟了吧。
以我的眼光看，本期的亮点恰是王锷先生对刘蔷老师的采访，看来昝亮社长也有着同样的认为，否则的话，他不会单独制作抽印本。我虽然与刘蔷相识有年，其实对她的很多细节却并不了解。通读此文，原来她有那么丰富的经历。她是北大图书馆系的高材生，而后她又在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跟着谢灼华先生读硕士。我对武大有着本能的崇拜，因为当今图书馆界和目录版本学界的名家有不少是出自该校。之所以有着这样的局面，乃是因武大的前身是“文华图专”，这是中国最早的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几年前，我曾访过此校的旧址，也写出小文来系统地介绍。而我对创办人韦棣华女士以一生的心血来创建这所学校充满着敬意。刘蔷能够在这所学校去研读图书馆学和目录版本学，其学问之渊源有自，怎不令人叹羡。
近些年，刘蔷的主要研究成果乃是在天禄琳琅方面，拜读她的专著，更正了我许多以往的误记。关于她为什么要研究天禄琳琅，刘蔷已在文中作了回答，而我只在此引用她对天禄琳琅书目所给出的定位：
很显然，《天禄琳琅书目》就版本目录来讲它是非常重要的，不管它有多少错，它的体例在乾隆时代是特殊的。大家现在更多的是研究乾隆时代的《四库全书总目》，这俨然是一个很热门的学问，是个显学，大家认为它很经典，繁衍出很多的方向来。《天禄琳琅书目》属于是冷门的，没有一个人去想想到底这个书目是不是有它足够的影响。其实它影响之大，我觉着在当时那个年代已经显现出来了，因为它是收录到《四库全书》里，前编书目是在《四库全书》里的，所以民间有很多人效法。
《六桂堂藏师友翰墨》方交良编著
此书乃是由方交良先生得到的名人墨迹组成，总计达幅之多。关于这些墨迹的来由，作者在序言中说道：“所藏字画，或为师友馈赠，或以自己微薄收入购买。其间，不乏闻名于世，独步天下者；亦有名不出乡里，隐于田间之辈。然因缘聚合，汇成一卷。展卷读之，既能感受师友间笔墨往来之情谊，可忆可怀；又能目染或雄伟豪放、或温稳清正之艺术风格。吉光片羽，弥足珍贵。孔子有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书名冠以师友，正作此解。”
方交良的这篇序言提到了他有此好的来由，原来他的祖父就喜欢写字，由此而成为了他的启蒙之师。后来，方先生又到西安去上学，更加开拓了眼界，此后他就把不少的精力用在了搜集名人墨迹方面。
翻阅本书，方交良给每位作者写了一篇小传，接着则是他与作者的交往过程，以及得到墨迹的过程。这是很有意思的一种写法，翻阅集中人物，其中有十几位我所相识的师友。比如来新夏先生所题之词乃是读书有福，以此可见，来先生始终不忘劝人读书，而我与老先生交往了不短的时间，虽然他赠送给我不少的签名大作，可是我却没有好意思向他索要书法作品。如今老先生已归山道，这样的机会再不可能有了。
黄裳先生乃是现代藏书大家，故太多的人希望得到老先生的签名本，而我也帮着朋友办过不少的此类之事。后来我明显地感到黄裳先生不愿意再做这类事，其原因并非是他厌烦给人签名，更重要者，乃是那个时代的快递还不发达，而老先生下楼不容易，他每次都要安排家人到邮局寄书，这显然是件不方便之事。
有趣的是，本书中所刊出的墨迹，即是黄裳先生推辞签名之事，他在本信中明确地说：“签名容易，寄递为难。”接着他又解释道：“读者纷纷以拙作来请签名，堆积一处，久恐失落，不知如何办法，谨陈下情，伏维亮察。”而作者与黄裳先生也有过交往：
有幸去过黄先生家，很老式的公寓楼，宽敞大方。老先生的书桌和床连在一起，桌子上摆着时新的报纸。看书，读报，写文章，依然是这位90多岁老人的日常生活。他是个沉默的人，几乎是问一句答一句，有如老僧坐定。
不过黄老其实也是个极宽厚的人，每有读者给他写信，他都是有信必回。我就有幸收到过他的回信，看他这样大年纪，也实在不好意思打扰。唯一心愿，希望黄老全集早日出版，造福学林。
想一想，当年我也给老先生增添了不少的麻烦，如今读到他的这封信真的令我很惭愧。
《毛诗：皕忍堂摸刻唐开成石壁十二经》
此书乃是太原河汾堂主人李永强先生所赠，他曾经跟我说，准备陆续将张宗昌影刻的这部大书一一再版出来。为了能够让我凑成完整一套，他会陆续寄来。接受这样一部大书，真的令我不好意思，毕竟制作线装书是成本不低的一种活动，而李先生有此厚意，当然令我大为感谢。
其实张宗昌所刻该书的原本我已经有完整一套，按照资料记载，此书的原版总计刷印了三百部。其中朱印本五十部，蓝印本五十部，黑印本则二百部。遗憾的是，我的所藏乃是黑印本，而红印本和蓝印本都曾出现在拍场中，只是因为该书乃是陶湘代为刊刻，无论版刻和用纸都极其精良，这使得红蓝印本一直都未曾便宜下来。
张宗昌是一位军阀，民国十四年，他任苏皖鲁剿匪司令，后来又兼任山东省省长。但是，这位军阀却对山东的教育作出了不少的贡献。张爱红在《张宗昌与山东教育文化事业》一文中有着详细论述，比如该文中提及：
年5月，山东大学的筹建工作开始运作，具体负责执行的是任教育厅长的王寿彭。王在原有的六个专门学校：法政专门学校、商业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工业专门学校、医学专门学校、矿业专门学校及四个中学高中部的基础上，成立了山东大学及附属高中。当年9月，山大正式开学，逊清状元王寿彭应聘出任第一任校长。
张宗昌为什么刊刻这部大经书？而此事跟韩虔古有直接的关系，张爱红在文中写道：“张宗昌公余之暇，延请韩虔古讲授经史知识。韩系河北省高阳县人，曾肄业于保定莲池书院，据称是桐城吴汝伦弟子，有诗集刻印问世。民国初年，张、韩相识于南京。张对韩的学识颇为景仰，故至督鲁后，延为上宾，将督署最后排九间大房作为韩的居室，以便随时可去请教。韩虔古既是张的老师，也是智囊人物。在政务和教育方面，张宗昌经常去请教，征求韩的意见，往往是言听计从。例如在韩的引导下，张乃有重刻十三经之举”
关于刻此经的心态，张宗昌在本书的总序中有如下描述：“今者战事初定，教育宜先立。兴教莫如宗孔，宗孔莫如尊经。顾考诸经古本、汉魏旧物渺邈无寻，蜀宋诸石亦皆残毁，惟唐开成石岿然独存，岁久磨泐，古拓亦稀。百余年前日本缩刻，多失其真。予因取唐石经善拓本，依式影摹，命工锓木。印成，分赠海内外士君子及各学校，以为弦歌讲习之资。”
为了能够刻好这部书，张宗昌下了不少的功夫，然而鲁迅却对张宗昌刻书之事评价很低，他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说道：“从20世纪的开始以来，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余剩的是北洋军阀，当觉得渐近末路时，也用它来敲过另外的幸福之门。盘据着江苏和浙江，在路上随便砍杀百姓的孙传芳将军，一面复兴了投壶之礼；钻进山东，连自己也数不清金钱和兵丁和姨太太的数目了的张宗昌将军，则重刻了《十三经》，而且把圣道看作可以由肉体关系来传染的花柳病一样的东西，拿一个孔夫子后裔的谁来做了自己的女婿。”
其实，张宗昌所刻该书不仅是形式漂亮，在内容上也颇受后世学者所
